乡村振兴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现阶段我国的农业生产关系转变较大，政策转换效率尚有提升潜力，农牧产业作为就业蓄水池的功能亟待开发，精细化治理作为新发展阶段服务新农人的方法，能够充分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赋能农业乡村协同发展，优化乡村人居产业环境，让越来越多的新农人活跃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的“兴农人”。

产教融合，科技手段精细化让新农人腰包“鼓起来”。我国各地的耕种条件多样，强调“种得多”的粗放生产方式并非适合南方广泛丘陵地区的农业发展；同时农产品具有较强的生物资产属性又决定了其销售窗口期持续时间较短，而大量同质农产品的同时上市又容易在区域市场内造成销售挤兑和价格与质量的倒挂，“菜贵难卖，菜贱伤农”的现象时有发生，单位利润较低，导致农业从业人员尽管工作强度大，但收入较少。如今在“送科技下乡”的政策春风下，因地制宜，针对性更强的智能化农业生产不仅避免了“大水漫灌”式的施肥垦耕对土地和环境的剥削，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赋能还可以增加农业生产的差异化，更好地帮助我国中西部广泛的戈壁高原地区形成区域特色品牌，依靠近几年发展的供应链服务助地方特产“走出去”，为当地的移风易俗和产业升级转型提供物质基础。

民主协商，乡村治理精细化助新农人热情“升上来”。我国的农村面积占全国面积90%以上，农业农村文化也是千百年来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传统农民转型的新农人，还是高校企业回流农村的创业群众，都要在广大的农村环境中长期扎根，默默生长。基层民主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表现，也是基层精细化治理的要求，以保山、腾冲地区为例，作为云南省重要的多民族共建地区和经济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当地充分化用“枫桥经验”，依靠当地民族风俗和乡村德治传统，大力推动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将工作延伸到每家每户，充分调动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当地基层政府充分发挥民主协商作用，集思广益，针对“空心村”和乡村老龄化问题，改革推新，利用托养机构、乡民保险资金池等手段，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增强群众幸福感。

政策联动，分配方式精细化促新农人队伍“留下来”。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现阶段我国的三农队伍建设情况已焕然一新，但是面对财政缩表、疫情后经济复苏的新一轮挑战，乡村地区的生产管理人员很难不受到发达城市的虹吸效应而流失。逐步抹平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是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的重大任务，也是留住新农人，促进他们转型成为“兴农人”的必要举措。广东佛山市紫南村将个人土地股权打包合股累加至户，促进生产和分红的挂钩，增强村民对集体经济发展的向心力；湖南湘潭作为劳务输出市，针对外出务工人员出台了一系列就业、创业、房产和家庭教育的利好政策，推动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发展……在定向政策的对口帮扶下，精细化治理在未来将激励更多新农人开拓进取、建功立业，与乡村同发展共命运，成为守护祖国根基的“兴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