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到来，近日，有从事食品生产销售行业的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上提出，建议“遏制职业打假人恶意索赔行为”。职业打假人，顾名思义，是将打假作为一门行当，从“打击假货”中谋取利益。这一行当从诞生之初便深耕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领域，以“净化市场”自我标榜，但30多年来，始终被笼罩在“知假买假”的质疑下。

城郊结合部、农村等地的小百货超市，是职业打假人的“最爱”。在这里，他们从成千上万的商品中搜找出“康帅傅”“大白免”“雷碧”或过期不久的食品，轻则直接向商家索赔，重则罗列清单送到市场监管部门或法院。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日益繁盛，他们也将目光投向网上，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早在2016年，余杭法院一年就受理了1341件网络民商事纠纷，其中90%是“职业打假人”提起的赔偿之诉，并且大部分案件的原告都集中在部分人身上。

如何规制职业打假尤其是恶意索赔行为，让小微经济摆脱职业打假人的“围剿”，走上健康发展道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蛋”，小微经济摆脱职业打假“围剿”，需廓清思想迷雾。职业打假人之所以紧盯小微经营者频频出手屡试不爽，归根结底是小微经营者的制假售假行为不止，他们有利可图。无论是小微经营者还是职业打假人都应牢记，无底线谋利者终被利所噬。正如北京同仁堂秉持“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守则，成就百年老店的良好商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商家诚信才有客源。小微经营者如不能看透这一点，一味追求制假售假的蝇头小利，终难长久生存。

法律不应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小微经济摆脱职业打假“围剿”，需走好法治之道。杭州市原下城区法院曾经审判过一起“组团打假”案件，22名犯罪分子长期以“打假”为名，在杭州多家超市寻找“问题商品”或干脆制造“问题商品”，向商家敲诈勒索，最终得到法律制裁。这启示了我们，用法律手段规制职业打假行为，需把握好尺度，既要精准惩罚商家制假售假行为，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又要对企图通过诉讼牟利的职业打假行为进行必要限制，抑制其不良社会效果。

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小微经济摆脱职业打假“围剿”，需施以综合之策。近年来，职业打假的手段甚至出现从民事诉讼向行政诉讼的“变种”。部分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后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被市场监管部门拒绝了，转而向法院提起市场监管部门不作为的行政诉讼，企图通过这一方式向行政部门施压，为索赔行为赚取优势。相关部门不妨及时应变，通力协作，形成将小微经济从职业打假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合力，建立健全恶意索赔的治理机制。执法者和行业组织也应敲好普法“边鼓”，加强对小微经营者的法律法规、风险防控方面的培训，使其能够正确地面对职业打假人，而不是一味选择息事宁人。

打假本是好事，需防止“变味”。规制职业打假行为，帮助小微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要站在人民立场，以维护社会利益、人民利益之高度，秉持初心，锲而不舍，久久为功。